五、《史记》的礼治思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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礼治是中国古代儒家的一种与法家法治相对立的政治思想，是德制生发于外在的结果，也是等级社会维护自身的需要。礼治是维护贵族等级秩序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。礼治的主要内容就是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”以及“忠孝仁义”，后来发展为“尊贤使能”、“礼下庶人”。《史记》中的礼治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。

一、礼治是按照人情制定的

司马迁通过研究夏、商、周三代的礼制，得知礼治是按照人情制定的。《史记礼书》：“太史公曰：洋洋美德乎！宰制万物，役使群众，岂人力也哉？”太史公司马迁说，礼的美德实在是崇高而伟大啊！主管制约着万物，差遣使用着百姓，难道只是人的力量所能够做到的吗？我曾经去过大行礼官那里，探究夏、商、周三代礼制增减的演变情形，才清楚“缘人情而制礼，依人性而作仪”,按照人情来制定礼节，依据人性来制定仪式，这是由来已久的事了。

司马迁认为，礼治是因人情而制定，因此礼节是因人而产生的。《史记礼书》记载：

礼由人起。人生有欲，欲而不得则不能无忿，忿而无度量则争，争则乱。

礼节是因人而产生的，人生有许多欲望，欲望得不到满足，就会产生出来怨愤，怨愤到了极限就会有争斗，争斗就会产生祸乱。古代先贤厌恶这种混乱的局面，“故制礼义以养人之欲，给人之求，使欲不穷于物，物不屈于欲。”因此制定礼仪用以滋养人的欲望，满足人的需求，使人的欲望不至于因为物质不足而受到抑制，物质也不致于因为欲望太大而枯竭，物质与欲望二者彼此相互协调，这样礼就产生了。“故礼者养也。”所以礼便是调养的意思。“稻粱五味，所以养口也；椒兰芬茝，所以养鼻也；钟鼓管弦，所以养耳也；刻镂文章，所以养目也；疏房床笫几席，所以养体也：故礼者养也。”稻米、高粱等五种粮食是用来养人之口的；椒、兰等香草是用来养人之鼻的；管弦钟鼓的音乐是养人之耳的；雕刻镂制的花纹是养人眼目的；大房屋以及几案座椅是用来养人身体的。因此礼就是调养的意思，可以调养人的性情。

《史记管晏列传》记载，管仲出任齐国的相国执政之后，凭借着齐国在海滨的区区之地，流通货物，积累财富，齐国变得国富兵强，与百姓同好恶。因此管仲在《管子》中说：

仓廪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，上服度则六亲固。四维不张，国乃灭亡。下令如流水之原，令顺民心。

仓库的储备充实了之后，百姓才能知晓礼节；百姓的衣食丰裕了之后，才能分辨荣辱；国君的作为合乎法度，六亲才会稳固。不能推行礼义廉耻，国家就会灭亡。礼治是依照人情制定的，因此国家颁布的政令应当像流水一样，顺着人情、民心流下。

《史记齐太公世家》记载：姜太公到达齐国后，修明齐国政事，“因其俗，简其礼，通商工之业，便鱼盐之利。”顺应齐地的风俗，简化了礼仪规范，开放工业、商业，使得渔业、盐业获利，因此很多百姓都归附齐国。姜太公在齐国依照人情制定礼仪，使齐国成为了大国。

二、礼治是强国固家的根本

司马迁认为，礼治是强国固家的根本。《史记礼书》记载：“治辨之极也，强固之本也，威行之道也，功名之总也。”礼是治世辨惑的最高准则，是国家稳固强盛的根本，是施行威严的基本方法，是功业名声的总表现。“王公由之，所以一天下，臣诸侯也；弗由之，所以捐社稷也。”王公们遵循礼治就能够一统天下，让诸侯臣服；反之，如果不遵循礼治，就会毁灭社稷，破家亡国。“故坚革利兵不足以为胜，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，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。”所以，坚韧的铠甲、锋利的兵器，并不足以确保胜利；高耸的城墙、深不可测的护城河，并不足以坚固不破；严苛的法令、繁杂的刑罚，并不能够以增加威严。“由其道则行，不由其道则废。”依照礼治办事，就能确保事事成功，不依照礼治办事，就会失败。

礼治是治国的根本，天地、先祖、君师则是礼治的根本。《史记礼书》记载：

天地者，生之本也；先祖者，类之本也；君师者，治之本也。故礼，上事天，下事地，尊先祖而隆君师，是礼之三本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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